教与育的关系

教育是人类独有的培养下一代的方式，包括“教”和“育”两个方面。“教”是向受教对象传授信息和经验的过程，通常叫做传授知识。而“育”是培育，主要是引导心理和规范行为。“教”是传授人类已有的自然和社会认知，目的是帮助受教者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“育”是给被育者一片成长沃土，目标是培养他们如何运用自己和自己的能力。所以，即使各大高校用同样的教材，培养出的人才却各不相同，可以这样说：‘教’的内容千篇一律，‘育’的结果千差万别”。

“教”作为传授知识的过程，传授范围只在师生之间，而“育”是心理与价值培育过程、会在人类活动中不断地交叉嫁接到每个个体上，如果说“教”是栽种一棵树、那么“育”就是栽培一片森林。从历史上看，伟大的孔子是个育人者、孔子没教读书识字，而是通过他的言行（后来记录在《论语》）来育人，孔子培育的不只是中国人、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，日本、韩国至今都是典型的儒教国家。

100多年前、我们炎黄子孙在华夏大地上基本都用“四书五经”来培育后代，孩子们通过学习达到“知书达理”的目标，学会如何规范自己、如何对待他人、包括君子、小人等形形色色的人。“四书五经”是育人之书、是培养行为规范之书，也是建立社会价值体系之书。育人之书的难点在于：其内容必须与自然相融、以免受到自然惩罚、其内容也必须与自己、与他人相融，以免导致自我排斥或与他人相斥。类似的，犹太人的《摩西五经》和后来的《圣经》也是育人之书。“四书五经”培育了华夏儿女，也培育了东亚子孙，华夏儿女现在进步了，那些东亚国家仍然生活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。

我们现在接受的现代教育来自西方，在西方社会中，“教”和“育” 是分开进行的。一般情况下、学校只负责“教”不负责“育”。比如学校包括小学只“教”知识、不培育个人心理和行为，这些培育的任务交给了教堂和家庭，因为在由宗教构建价值体系形成的社会中，不论个体去不去教堂、他在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在被“育”，可是现代教育被引进中国后、教育也只剩“教”这一个过程了，缺“育”的教育很难获得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！

“育”用简单的话理解，是基于伦理认知规范个人行为的过程，伦理包括天伦和人伦，其目的是让被育者学会使用“顺天者昌、适人者兴”的法则，因为个人的身体行为可以塑造心理行为、心理行为又反过来指导个人身体行为，个人身体行为的总和就形成了人类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，个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，因此、一些国家从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行为培育，比如怎么坐好、怎么吃饭、怎么用玩具等，这些规范行为让孩子在成长中懂得了行为标准，也养成了心理习惯、这正是“育”的目标； 同时，育人应该是个只讲“规范”不讲“道理”的过程。因为道理不是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，在一个层面或一个角度看起来有道理、换个层面或换个角度就失去的它的合理性，况且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讲清楚道理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道理，道理还有空隙和盲点。所以，如果通过讲道理来育人、只会培育出一群以自我道理为中心的人，最后变成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的混乱思维群体；

由此可见，“育”远比“教”重要。人才不是光靠“教”就能得来的，而是因“育”而生。“教”只是传授已有的信息和经验，这件事人人可做；而“育”则是培养思维、德性与品格，这需要智者理解“经书”并付诸实践。这里说的“经书”，来自那些大育人者，比如摩西、耶稣、孔子。他们没有偏好或特定目的去培育人、而是利用他们的睿智观察、得到自然和人（或神和人）、人性与群体性的关系，写成经典，供人类社会育人用。《摩西五经》培育了犹太人，形成了犹太教；耶稣的《圣经》培养了现代西方人，形成了基督教；孔子思想形成了儒教体系，成为了一些东亚国家的民族文化根基，所以，“教”提供的是技能，“育”给的是如何运用技能的智慧，育出人的偏好和专业特质——“育”才是人才的沃土。

其实除了牛顿、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、普通人的智力相差不多、简单讲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而普通人的差别就来自背后的培育背景。“育”决定一个人对待知识的角度和层面，世界各国教科书中的内容大同小异，大家学的东西差不多，但只有1500多万人口的犹太人培育出了23%的诺贝尔获奖者，全球900多名获奖者中，200多个是犹太人，这是犹太人自己的育人方式带来的成果！

“育人”是一个族群进步的始点，“只教不育”的教学体系将加大个体之间的认知分歧，导致社会运行成本升高，“只教不育”的培养方式让受教者很难靠自我走出已有的知识框架，培养人才的路也会越走越窄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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